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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烈鈞（1822-1946），原名烈訓，又名協和，字俠如，號俠黃，武寧縣羅溪坪源村人。父名駿興，參加過太平天國太平軍。事敗后回鄉，耕種自給，常向他講述太平天國起義經過和在帝國主義與滿清軍隊聯合進攻下失敗的歷史。李母楊氏，知書史，經常教他學習古文。烈鈞自幼學文習武，愛好擊劍，尤喜書法。稍長、廣交游、豪放不羈。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武寧新任知縣王浚道上任后，勒索鄉民繳納歷年舊欠田賦，全縣民眾怨聲載道，烈鈞激于義憤，聚眾密議驅王。某日，乘王回衙時，率眾蜂擁而上，打護兵，砸官轎，回衙后，王立即調兵遣將，捉拿肇事者，引起全縣民眾憤怒，群起聲援，終于將王知縣趕走。

光緒二十七年，李烈鈞以身材魁梧、性格爽直，被武寧彭縣令錄取選送江西武備學堂，后又以學術兩科兼優于光緒三十年由學堂選送北京應試。合格后由北京練兵處選赴日本學習陸軍，先入士官十二聯隊實習一年，再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炮科第六期學習一年，在日留學期間，他與黃興等共同組織了以反對西方帝國主義侵略為宗旨的“攘白團”。

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孫中山抵東京，由黃興等介紹李烈鈞與孫中山初次會見，在東京富士見樓神田俱樂部，直接聽到孫中山的關于推翻滿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國的長篇講演，對革命傾服之念油然而生。光緒三十三年，經張斷、王侃介紹加入同盟會。光緒三十四年，李烈鈞自日本回國，任江西混成協第五十四標第一營管帶，因在新軍中進行革命活動，被下令逮捕，幸得曾任江西武備學堂總辦汪瑞闿暗通消息，及資助路費，逃至上海，通過馮國璋與云貴總督李經義等人介紹，于宣統元年（1909年）春到昆明任云南講武堂教官兼兵備提調。不久，接任陸軍小學總辦（校長），曾暗中協助同盟會云南支部長李根源在學堂和軍隊中宣傳反清，進行革命活動。

1911年秋，李烈鈞奉命北上，參觀清政府在天津馬廠舉行的秋操，途經武漢時，方知武昌起義已經三天。到達北京后，第六統制吳祿貞邀集數十人設宴歡迎李烈鈞，到會者均支持武昌起義。在分配工作時，任命李烈鈞為起義軍重炮隊司令。10月17日，烈鈞接江西同志電促返贛。他考慮到江西混成協已有革命基礎，便即離開北京，經天津、上海，于10月26日到達九江。 武昌起義勝利后，九江亦于10月23日在同盟會會員林森、蔣群等人策動下，兵不血刃地響應武昌起義，成立九江軍政分府，推舉五十三標標統馬毓寶為九江軍政分府都督。李烈鈞回到九江，軍政分府總參謀長蔣群真誠相讓，李烈鈞無法推辭，遂于三國名將周瑜的衙署設總參謀長辦公處，正式就職。是時，南昌尚未光復，江西巡撫馮汝癸效忠清室，指使馬獻廷假意投誠，暗探九江都督分府活動情況。一日，馬潛入總參謀長辦公處，偷閱文件，被李發覺，交付軍法處會審，查出密信及其他罪證，立即判處馬獻廷死刑，清除了一大隱患。隨即部署占領長江要塞金雞坡炮臺和馬當炮臺，調走炮臺司令徐公度，將長江防線攔腰截斷，阻住了清海軍由武漢順水東駛上海的十一艘軍艦和兩艘魚雷艇，經曉以利害，清海軍隨即宣布起義。事后，李烈鈞被推為海陸軍總司令，九江革命勢力因之大振。

1911年11月，李烈鈞應安徽革命黨胡萬泰等人之請，派團長黃煥章率兵兩營赴皖支援光復安慶，不意士兵軍紀敗壞，掠奪洗劫，李烈鈞聞訊大怒，親率步兵一營，兵艦兩艘，趕赴安慶調處，將團長關押，為首肇事者正法，掠奪財物悉數歸還，迅速安定人心，恢復市面，各界開盛大歡迎會，推李烈鈞擔任安徽都督。李烈鈞任安徽都督不久，馮國璋派重兵進攻武昌，黎元洪一日五次急電，向李烈鈞求援，李立即下令海陸軍集合，并將皖督大印，交付胡萬泰，率艦西上，抵武昌，迅即部署海陸兩軍，控制武昌事要地。黎元洪任命李烈鈞為五省聯軍總司令，使馮國璋不敢越過長江，武昌得以轉危為安。

1912年1月，江西省臨時參議會，向孫中山電控馬毓寶，并請改派李烈鈞為江西都督，李烈鈞回贛于1912年3月19日就任江西都督。

李烈鈞主贛期間，大力進行軍事、政治、經濟改革：整編部隊，裁減舊軍，改編新軍，提高軍隊戰斗力。同時接辦軍事學校，大力培養軍事干部；改組都督府，裁部設司，精減人員，選賢任能，刷新吏治；整理財政，開辦銀行，整頓稅收，設榷運，活躍地方經濟；取締幫會，肅清匪患，維護地方治安；選拔人才，資送留學，培養軍政、經濟、科技術人才；限期修通南潯鐵路，計劃續修南落鐵路，修筑河堤，發展交通，繁榮經濟。經過整頓后，使江西為軍事、政治、經濟鞏固的省份。

1913年3月，在國會召開之前，袁世凱派人暗殺南京臨時政府農林總長宋教仁，接著又向五國銀行簽定了二億五千萬元的善后借款，準備撲滅革命勢力。5月5日李烈鈞與湖南都督譚延闿、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通電，反對袁世凱與五國銀行簽訂大借款，并公開指出袁世凱為剌殺宋教仁的罪犯。袁世凱惱羞成怒，下令免除李烈鈞江西政府都督職務。江西省政府議會，請李烈鈞起義，李不同意，他說：“中央免除吾職，吾即起義，是反也，非義舉也，袁世凱違法，重襲帝制，以民意伐之，吾赴聽命。”六月中旬，由九江赴上海，臨行，囑省議員楊賡笙速回其故鄉湖口縣作發難準備，并說：“湖口地形險峻，襟外江而帶內湖，為兵家必爭之地，故亟宜作起義之策源地。” 李烈鈞至上海會見孫中山、黃興等籌商反袁事宜。在孫中山主持的討袁會義上，烈鈞被公推為討袁總司令。

七月，烈鈞由上海回至湖口，省議會又一致推舉烈鈞為江西討袁總司令，七月十二日在湖口成立討袁司令部，李就任總司令，隨即宣布獨立，發布討袁檄文，通電全國，痛斥袁世凱：“乘時竊柄，帝制自為，意圖破壞共和，為全國之公敵。”接著，湘、鄂、皖、蘇、閩和上海、重慶等省市，相繼宣布獨立，袁世凱即派李純率軍企圖進入江西，在瑞昌、德安間與討袁軍展開激戰。李烈鈞令林虎等，據險阻擊，初戰告捷。但因兵力懸殊，援軍不續，七月二十五日，湖口被袁軍攻陷。李烈鈞退守南昌，繼而轉移豐城。八月底，駐守臨江，與袁軍激戰數日，斃敵數百。后因袁軍大集，敗局已成，乃退離江西，“二次革命”遂告失敗。 “二次革命”失敗后，孫中山鑒于原國民黨復雜、渙散、沒有戰斗力，決定重建中華革命黨，再舉革命。規定入黨者都要蓋指模、立誓約，絕對服從總理，李烈鈞同許多革命黨人對此不理解，拒絕參加這個組織，乃于1914年1月離開日本，赴歐洲考察各國政情。7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旋即對德宣戰。這時，李烈鈞正在德國參加博覽會，聞訊后，于是年10月，由馬賽登輪向東方進發，船到西貢，欲登岸，假道越南赴云南，被法國海關所阻,轉至香港暫住。11月僑寓新加坡,參加原國民黨部分黨人在南洋組織的反袁團體——歐事研究會。經常與陳炯明、岑春暄等聯系，商議討袁大計，在南洋開展革命活動。

1915年初，袁世凱宣布復辟帝制，五月九日，又公然接受日本提出的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出賣國家主權，激起全國人民堅決反對，烈鈞亦非常氣憤，認識到不能離開革命組織，毅然按照孫中山的規定辦理手續，加入了中華革命黨。1915年12月初，孫中山電催烈鈞回國，進行反袁武裝斗爭，遂與在南洋的革命黨人商量，從新加坡至海防，轉河內，往老開，準備潛入云南，策動西南地區軍閥唐繼堯討袁。可是，當時唐繼堯雖秘密籌備討袁，但仍在猶豫之中，烈鈞等在河口等候多日，毫無動靜，乃作破釜沉舟之計，電促唐繼堯說：“此來為國亦為兄，今到老開多日矣，三日內即闖關入滇，雖兄將余槍決，送袁逆報功，亦不敢計也。”唐接電后，權衡得失，決心討袁。即派其弟繼虞迎烈鈞到昆明。隨后蔡鍔也逃脫袁世凱的監視，抵達昆明，共商討袁事宜。決定以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捍衛共和國體制為宗旨。組織“護國軍”。蔡鍔任第一軍總司令，出兵四月；李烈鈞任第二軍總司令，進軍兩廣；唐繼堯任第三軍總司令，坐鎮云南。12月6日，李與唐、蔡共同揭起護國討袁大旗，通電各省，宣布云南獨立，發表討袁宣言，歷數袁世凱二十條罪狀，拉開了討袁護國的序幕。12月7日，李烈鈞率第二軍向滇桂邊境進發。1916年2月，在廣西百色，擊潰袁世凱派來的龍覲光部。3月15日，廣西都督陸榮廷宣布獨立。李烈鈞部順得進入廣西。5月經南寧沿江直下廣東肇慶，然后沿粵江北上。6月初，攻打韶關，龍濟光部聞炮聲逃走。因而群眾中有“李烈鈞三炮定韶關”之美談。6月6日，袁世凱當了83天皇帝后，于絕望中死去，繼任總統黎元洪，宣布恢復臨時約法和國會，護國戰爭是以結束。

1917年，馮國璋、段祺瑞控制政府，拒絕恢復《臨時約法》和召開國會，妄想以武力統治中國，建立獨裁統治。孫中山采取堅決斗爭措施，離開上海，南下廣州，號召護法。于1917年8月25日至9月1日，在廣州召開國會非常會議，聯系滇、桂、粵各省，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孫中山就任海陸軍大元帥，李烈鈞亦從上海南旋，被任命為大元帥府參謀總長，率軍轉戰于廣東韶關、南雄等地。1918年4月10日桂系軍閥利用政學系操縱國會，改組軍政府。孫中山被迫辭去大元帥，于27日離開廣州赴上海。因此前方戰爭，漸時收束，第一次護法失敗，8月，陳炯明之“援閩”粵軍，從漳州誓師回粵，攻克廣州，趕走桂系軍閥，孫中山于11月再回廣州，重組軍政府，繼續進行護法斗爭。李烈鈞于1920年3月率所屬滇軍與桂軍在廣東繼續戰斗。至1921年7月，率部進入廣西，擊潰桂系沈鴻英部，占據桂林，12月迎孫中山至桂林，成立北伐大本營，集合粵、滇、黔、贛各軍擬假道湖南北伐，因陳炯明從中作梗，遂改道江西。1922年5月，烈鈞率贛軍由韶關分途北進，經南雄，出大余，月余之間，前鋒已達江西吉安，有直下南昌之勢。6月16日，陳炯明在廣州叛變，圍攻總統府，孫中山上“永豐”艦避難，電令烈鈞回師平亂。烈鈞在粵相邊境受阻，僅帶數名隨從經湘轉赴上海。第二次護法運動又失敗了。1923年1月，滇桂聯軍擊敗陳炯明。2月孫中山重返廣州，再建大元帥府，就任海陸軍大元帥。烈鈞回廣州仍任參謀總長。此后，李烈鈞再未掌握軍隊，只協助孫中山從事軍事計劃和參謀指揮工作。

1924年，李烈鈞參加了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他擁護孫中山提出的“聯蘇、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會議期間，孫中山下令籌辦“黃埔軍校”，烈鈞竭力推薦蔣介石任該校校長，并說：“校長一席，非蔣莫屬”。在孫中山赴滬期間，李烈鈞曾一度代行大元帥職務。同年11月，李烈鈞隨孫中山經日本至天津，會晤張作霖。 1925年1月，李烈鈞在上海忽聞孫中山在北京病危，又急抵北京，隨侍孫中山。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病逝。他參與主持喪事，并親擬挽聯：“才逾湯武，功蓋桓文，九萬里震威名，天授如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出秉節鉞，入贊戎機，二十年共患難，山頹安仰！上為國慟，下為私哀。”

孫中山逝世后，廣州政府由胡漢民代理大元帥，李烈鈞以胡心胸狹隘，未歸廣州，抵張家口，會晤馮玉祥，握手言歡，相見恨晚，馮當即聘烈鈞為國民軍總參議，曾去海關籌劃部署與奉軍作戰事宜。12月，國民黨右派在北京西山舉行非法的一屆四中全會，公開反對孫中山的的三大政策，進行反共活動。李烈鈞通電表示贊許，成為反對孫中山三大政策的國民黨謝持、林森、鄒魯、譚振等右派人物之一。1926年8月，國民軍被奉軍戰敗，他離開國民軍南下。

1926年10月，北伐軍進入江西，11月攻占南昌，國民政府電召李烈鈞，任命他為江西省政府主席。寧漢分裂后。武漢政府又任命朱培德為江西省政府主席。1927年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任命李烈鈞為國民政府常務委員，兼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李遂赴南京任職。同年八月，北洋軍閥孫傳芳，率數萬之眾，突然在南京東面的棲霞山、龍潭一帶偷渡長江，準備進攻南京。這時蔣介石已在何應欽、李宗仁脅迫和汪精衛的反對下通電下野，由軍事委員會繼統諸軍。李烈鈞坐鎮南京，主動負擔起指揮聯絡的重任，指揮部隊，打敗孫軍，使南京政府得以站穩腳跟。1927年9月，國民黨寧、漢、滬在一致贊同清黨反共的基礎上取得統一，組織中央特別委員會，由三方各派六人參加，李烈鈞是寧方代表之一。

1928年10月，國民政府改組，李烈鈞僅有國民黨中央委員、國民政府委員的虛名，未再擔任實職，遂離開南京，到上海養病。11月上旬，李烈鈞回武寧探家，籌建東大路（武寧至涂家埠）、西大路（武寧至修水），因沿修江北上，通稱修江路，為江西公路之濫觴。

1931年“九·一八”事變，民族危機嚴重，李烈鈞一再致電蔣介石，主張對日抗戰，要求改良政治、尊重言論自由，以維系人心，一致御侮。并將自己的五個男孩都送去參軍。他奔走南北，呼吁團結抗日。1932年夏，他前往泰山訪馮玉祥，勸其“并力扶危”。有詩曰：“并力扶危志待伸，撫懷天地亦艱辛，匡廬歸去東山遠，五老峰頭望故人，”并在蓬菜閣手書一聯抒懷：“攻錯若石，同具丹心扶社稷；江山如畫，全憑赤手挽乾坤。”10月，他又勸閻錫山參加長城戰役，一同抗日。1933年5月，馮玉祥在張家口組織同盟軍，不到一個月，將日偽軍全部趕出察哈爾，蔣介石大為惱火，調集軍認，向抗日同盟軍施加壓力。李烈鈞支持馮玉祥，致電國民黨中央說明馮“舉義張膽，志在收復失地”，并提出“請授大權，俾當大任”。為了齊心抵御外侮，共赴國難，他曾帶病多次往返于南京、上海、張家口、廬山等地，論古喻今，舌蔽唇焦，但始終未能說動蔣介石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主張。 1936年，“西安事變”發生，李烈鈞主張和平解決。張學良將蔣釋放并護送回南京后，被扣留審判，李被國民黨軍事委員會任命為高等軍事法庭審判長。在蔣介石的制約下，最高軍事法庭判處張學良徒刑十年，褫奪公權五年。作出判決后，又據蔣請特赦，將張欽禁一直未予釋放。

1937年，“七七”抗戰爆發，李烈鈞于久病之余，扶病進京，共赴國難。后來，因患高血壓癥，返回武寧。在家鄉，他抱病到中山堂與協和中學講演，鼓勵青年鍛煉體魄，吸收新知，備為國用。12月，還堅持到武漢會見蔣介石，提出堅決抗日的主張，由于戰局的發展，他遷居昆明，后又遷居到陪都重慶，一直養病，

1946年2月20日，李烈鈞因高血壓心肌梗塞病在重慶逝世，終年64歲。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等曾親往吊唁。國民政府下令給予國葬，靈柩運送回武寧縣，初葬箬溪鎮、修江邊上的看書臺，1962年因修建柘林水庫遷葬于武寧縣城近郊飛鳳山。后李夫人逝世，1980年11月，李烈鈞夫婦合葬于武寧縣烈士陵園左側半山腰。

李烈鈞能文善詩，尤擅書法，廬山仙人洞所題“常樂我凈”，石松之石上所題“縱覽云飛”均是李烈鈞的手筆。他的著作面世的有：《孫大元帥戡亂記》、《李烈鈞將軍自傳》、《李烈鈞出巡記》、《李烈鈞言論集》、《李烈鈞、楊賡笙詩選》等。